《日本經濟新聞》1月2日文章，原題：中國開始實行垃圾分類處理，真的能順利進行嗎?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垃圾處理問題日益嚴峻。2017年3月，中國國務院發(fā)布了《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中國的這一嘗試對于那些在垃圾處理方面具有較高競爭力的日本廠商而言是一個增加訂單的機會。

在此之前，中國的垃圾收集只是停留在隨意收集居民區(qū)附近垃圾桶里的垃圾而已，而且沒有限制居民扔垃圾的時間。但是2018年實行的垃圾分類處理方案將垃圾分為生活垃圾、一般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四類，而且在居民區(qū)前放置四個顏色不同的垃圾桶以便居民區(qū)別。生活垃圾和一般垃圾基本上每日一收，資源垃圾和有害垃圾積累到一定量后居民可以聯系垃圾收集處，便有專人前來處理。在上海實行垃圾分類處理方案的小區(qū)中，扔垃圾的最佳時間是7-10點及17-20點，因為這兩個時間段都會有指導員進行垃圾分類指導。

實施垃圾分類處理明顯縮短了垃圾收集車的工作時間，但是要在全國實行這一方案并非易事。

首先，中國的垃圾排放量是一個大問題。京都精華大學學者預測中國現在每年產生的垃圾總量超過4億噸。中國國內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均每日垃圾排放量是1.16kg，按此基準來算，中國國內垃圾排放量一年可達5.8億噸。日本環(huán)境省的數據顯示，日本一年的垃圾排放量是4317萬噸，中國的垃圾總排放量是日本的10倍。

其次，垃圾分類收集已經在中國普及，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便成為當務之急。從中國媒體的報道來看，中國并沒有具體談及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的技術和成果，只是提及應多向日本學習。

像日本一樣管垃圾，可行嗎?

日本明星長澤雅美主演的新電影里，有一幕特別有意思，女主人公一氣之下要把男朋友的東西裝進垃圾袋，扔之前，卻有條不紊地給這些東西分類。而在日劇《打工仔買房記》中，男主人公扔出去的垃圾，被心懷惡意的鄰居混入異類垃圾，這袋垃圾因此被退回。類似的垃圾分類劇情，不只存在電影中，而是在每個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中。

垃圾治理這個全球性難題，日本用27年形成全民參與的氛圍，德國把垃圾分類當一項系統工程，大約40年才見效果。接下來，中國該怎么做?照搬日本垃圾分類的成熟經驗行不行?

日本為什么要垃圾分類?

扔垃圾，在中國人的習慣里并沒有什么難度，喝完的飲料瓶對著垃圾桶，精準投射，兩秒鐘完成任務。但如果你到日本還這么做，不僅面臨不小的罰款，還可能被工作人員“憤怒退回”。亂扔垃圾的代價，一般人可負擔不起，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罰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0萬元)。

高度自律、法治約束、特別麻煩，日本人扔垃圾，為啥一定要這么“上綱上線”?

清華大學環(huán)境學院劉建國教授認為，實行垃圾分類，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50年前，日本還不是垃圾分類的“佼佼者”，垃圾圍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他們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采用填埋方式處理垃圾。在日本，垃圾處理占比最大的方式是建立垃圾焚燒發(fā)電廠，日本有占全球70%的焚燒廠網絡，承擔了日本超過1/3的城市固體廢棄物的處理重任。但過度依賴垃圾焚燒，導致日本大氣中的二惡英含量嚴重超標，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二惡英大國”。

為了解決這個環(huán)境難題，1970年日本政府從垃圾源頭著手，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垃圾分類和回收運動，但效果也并非立竿見影。直到十年后的1980年，垃圾分類才算在日本民眾中推行開來?！耙婚_始基于焚燒的垃圾系統，只分可燃與不可燃兩種，后來分類框架基本沒怎么變，只是在資源垃圾上越分越細?！?p style="text-indent: 2em;">劉建國告訴《新民周刊》，垃圾分類在日本的深化推進，除了環(huán)境污染的緊迫性，還因為“垃圾出口”是一筆不錯的生意。

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數據，日本2017年排出塑料垃圾900萬噸左右，其中有140萬噸出口，出口至中國的高達72%，通過循環(huán)利用成為再生塑料和纖維原料的占23%。

垃圾嚴格分類后，不僅產生了資源處理受益，也倒逼了日本垃圾減量，創(chuàng)下了人均垃圾產量只有410公斤的世界最低。

日本垃圾分類有多細?媒體報道稱，日本橫濱的垃圾分類手冊多達27頁，518項條款，規(guī)定之細致，操作之嚴謹，令人匪夷所思。公眾不僅要搞清楚哪一種垃圾放進哪一個垃圾桶，而且，扔垃圾之前還要按照規(guī)定分拆或者清洗。香煙盒，要分三類丟棄，外包裝是塑料，盒子是紙，鋁箔是金屬;礦泉水瓶，要擰下蓋子，撕掉包裝，把瓶子洗干凈、踩扁，然后分別丟棄。

還有些垃圾，清理起來更加麻煩。比如，長度過長的木棒，被砍成50厘米等長整齊捆綁起來;用完的油桶會抹布擦干凈，用報紙堵住瓶口;打碎的陶器、玻璃、刀片等危險物品，用報紙包好，必須寫上“危險”二字;用過的噴霧器，一定要扎個洞，防止出現爆炸現象;電池、燈管一定要帶到超市統一回收，直徑超過50厘米的坐墊，需要花錢才能扔等。

在東京留學的中國大二學生Saya，一年前與公寓房東簽訂了“扔垃圾保證書”，除了保證會遵守政府扔垃圾規(guī)范，她還必須遵守房東的要求，比如不能一次性扔出大量垃圾，不能提前扔。這名留學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周垃圾回收時間改在周六早上6：00—8：30，Saya只能早早從床上爬起來扔垃圾。

分類后的垃圾去了哪里?日本的垃圾處理站叫做資源循環(huán)站，變廢為寶是第一要義。報紙被送到造紙廠，用來生產再生紙;飲料瓶、罐和塑料等被送到工廠處理后做成產品;電視和冰箱等被送到專門的企業(yè)進行分解和處理;大衣柜和寫字臺會被粉碎型垃圾車吞進肚子后，進行再次分類，最后剩下的垃圾渣用來鋪路與填海，東京著名的商業(yè)區(qū)臺場，有一半的面積都是垃圾填出來的。

“復制”日本為什么不行

環(huán)保業(yè)界一直存在這樣的爭論：日本垃圾分類做這么好，為什么不能復制到中國?事實上，日本國內對于垃圾分類利弊也有討論，爭論的焦點在于，高代價的垃圾分類換來的“循環(huán)型環(huán)保社會”，會不會存在“投入產出比”的巨大失衡?中部大學教授武田邦彥稱：他的學生曾就職于名古屋垃圾回收公司，目睹了垃圾站給仔細分類后的垃圾開出“回收證明”，轉身卻又將它們送進焚燒爐的事實。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2013年的數據統計，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那么，既然80%垃圾的宿命還是焚燒廠，是不是就斷定了垃圾分類本身是在做“無用功”?劉建國教授認為，以焚燒率這一點來反駁日本垃圾分類的價值，顯然失之偏頗?！胺诸惒皇菫榱瞬粺菫榱撕脽吧贌?，焚燒與分類并不矛盾，兩者的發(fā)展成正比例增長?！?p style="text-indent: 2em;">如果你再算一筆賬的話，垃圾分類體系的構建可以說是一樁劃算的買賣。首先它實現了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標：節(jié)約資源，形成了綠色化、集約化的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其次，通過這種體系，倒逼我們少產生一點垃圾，由此可見，日本模式對于中國仍然有借鑒意義?！袄诸愡@個事情，我們是一定要做的，但問題在于怎么去做?！眲⒔▏J為，從基本國情和發(fā)展階段來看，原封不動地復制日本幾乎不可能。

劉建國認為，中國還沒有將垃圾分類看作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完整鏈條，就像“木桶理論”一樣，只單一推行科普投放或運輸配套，都不可能裝滿“一整桶水”。

此前的幾十年，中國居民依賴由廢品回收者、環(huán)衛(wèi)企業(yè)、垃圾處理場形成的垃圾處理鏈條，但現在，完全依靠市場驅動的垃圾分類和回收，顯然已經不適合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過去的方式，垃圾回收和再利用階段缺乏有效監(jiān)管，導致部分垃圾回收以污染環(huán)境為代價，流入“三無企業(yè)”，從而引發(fā)更加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

習慣的養(yǎng)成不是一朝一夕，垃圾分類體系的建成更不會一蹴而就。

先定一個小目標

在垃圾分類的議題上，中國究竟該從哪一點入手?

劉建國認為，垃圾分類真正的出路，在于個人與政府先要走好扎實的第一步。

首先要解決公眾的觀念問題。在上海涼城路一個小區(qū)，實行“定時定點”扔垃圾試點， 60歲的閆阿姨每天必來打卡，她主要的動力來自綠色賬戶的積分。

如果民眾目前還難以自覺分類，劉建國建議，不如先做好適度分類，至少保證分揀過程中垃圾的“純度”。例如，只要廚余垃圾中沒有雜質，那么只分揀出占垃圾總量10%的廚余，其環(huán)境效果也優(yōu)于分揀出50%名為廚余實則是混合垃圾的廢棄物。

其次，政府層面要對不執(zhí)行垃圾分類的行為進行約束。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研究室的周海霞認為，“如果違規(guī)者無‘痛感’，那么垃圾強制分類很難實現”。2017年，《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求在全國46個城市實行“由鼓勵到強制”的垃圾分類，目標是達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另外，劉建國認為，要拒絕廢品回收的“作坊式發(fā)展”，提倡“高質量發(fā)展”，站在經濟效益、環(huán)境效益、社會效益統籌考慮，在算清總賬的基礎上做好頂層設計和長遠規(guī)劃，將廢品回收系統與垃圾處理系統協調一致，即“兩網并一網”，才能在符合環(huán)境保護標準和質量要求的前提下，使得回收利用清潔、高效、經濟，才能真正實現減量回收。

不管你所在的城市有沒有推行垃圾分類，我們都可以先定一個“人人都可做到”的小目標：將剩菜剩飯等廚余垃圾扔進垃圾桶之前，盡可能先將水瀝干，垃圾含水率低了，重量就少了，品質也提升了，后續(xù)資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這，看似舉手之勞，實則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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