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璽撼

如果把1996年曹楊五村推出的紅黃綠三色垃圾桶，將垃圾分為“有機垃圾、無機垃圾、有毒有害垃圾”，作為上海社區(qū)開始大規(guī)模探索生活垃圾分類的起點，那么，上海社區(qū)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已至少走過了21個年頭。

截至去年底，上海生活垃圾分類已覆蓋全市500萬戶市民家庭。然而，不少市民反映，上海推行多年的生活垃圾分類，感覺效果并不明顯。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減量推進工作聯(lián)席會議辦公室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去年上海開展達標復核的4284個分類小區(qū)，只有3850個小區(qū)通過達標復核，一些小區(qū)的生活垃圾分類現(xiàn)狀仍不盡人意。

社區(qū)是生活垃圾產生的源頭，決定著后續(xù)垃圾收運處置的難度，也影響著整座城市的垃圾分類水平。20多年過后，上海社區(qū)的生活垃圾分類究竟該怎么做？

熟人社會　輕松分類

住著四五百人的惠工新村，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整個小區(qū)只有一個專門的垃圾箱房，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開放3個小時。對此，卻沒有人嫌煩，即使有少數(shù)人錯過了固定的收運時間，也不會因為不方便就在小區(qū)里隨意偷倒，而是把提著的垃圾袋又帶了回去。

定時定點扔垃圾的習慣是養(yǎng)成了，那么垃圾分類的意識又怎樣？會不會因為定時定點已經很麻煩，索性不分類，一個袋子扔進垃圾桶，圖個輕松？某天上午10時，記者趁著垃圾箱房即將關閉，進去翻看了垃圾桶，棕色的濕垃圾桶里只有菜皮、蛋殼、剩飯和果皮；紅色的有害垃圾桶里則是日光燈管、過期藥品；黑色的干垃圾桶里是破袋后的垃圾袋、廢棄餐巾紙……幾乎挑不出毛病。

出人意料的是，這是個去年年底才開始推進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小區(qū)，短短半年就做到這種程度？對于記者的驚訝，惠工新村自管小組組長張月紅解釋了原因：“這歸功于社區(qū)建立起了‘熟人社會’?！?/p>

上世紀90年代，惠工新村的原始住戶絕大多數(shù)是惠工縫紉機廠支內返滬的工人及其親屬。2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184戶家庭中，原住戶仍占三分之二以上，許多居民都是彼此熟識的老同事、老朋友，知根知底。在這種熟人社會，消息傳播得很快，要是被發(fā)現(xiàn)亂扔垃圾，鄰里當面一句提點、背后一句議論，這樣的輿論壓力有時比法律還令人敬畏。

不過，張月紅坦言，由于居民的平均年齡較大，真正讓大家搞懂生活垃圾分類，還是花了點時間。在惠工新村，有一個30多位居民志愿者組成的“綠蔭社”，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長輩，在推進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初期，他們花了近兩個月的時間，逐家逐戶走訪、派發(fā)垃圾分類宣傳資料，在居民確定參與生活垃圾分類后，讓他們簽署承諾書。最近，50多位退休黨員和20多位“綠色童子軍”也加入了社區(qū)，“老少”組合，讓生活垃圾分類的宣教工作更有分量。　

這還不夠，志愿者們會站在垃圾箱房旁，手把手地教居民……就是這么每天不厭其煩地指點、勸說、提醒，居民們才逐步養(yǎng)成自覺分類的習慣?！艾F(xiàn)在哪怕沒人駐守在垃圾桶旁，居民彼此也會互相監(jiān)督、提醒，不用擔心?！?/p>

正向激勵“把生做熟”

不過，類似惠工新村這樣的社區(qū)，歷經多年還能保持較低的人員流動性，維持著熟人社會，在上海并不多見。

許多四五百人的社區(qū)，人員流動性一大，“把生做熟”就很吃力，更不要說居民是其數(shù)倍的大型生人社區(qū)。這些社區(qū)人員冗雜，經濟狀況和素質參差不齊，要靠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倒逼居民自覺做好生活垃圾分類，更是難上加難。如果實施垃圾定時定點投放，難保不發(fā)生瞬間桶滿又無法及時清運的問題，有的居民就會把垃圾直接扔在垃圾桶外，導致小區(qū)環(huán)境惡化。

在靜安區(qū)悠和家園，一場“把生做熟”的實踐正在進行?！耙岳诸悶槔?，小區(qū)的居民大致有三種：積極者、‘搖擺人’和‘釘子戶’?！甭迳凭游瘯h總支書記黃蓓坦言，悠和家園的垃圾分類還有很大改進空間，769戶居民中，有一成左右是不配合者；剩下的居民對半開，一半積極響應垃圾分類，一半觀望。而這一半觀望的，就是社區(qū)要極力爭取的。

生人社會的典型心態(tài)之一，就是冷漠、“和我無關”。如何讓這些“搖擺人”主動關心和參與垃圾分類？

“要讓居民看到垃圾分類的好處，打開他們的心結?！痹邳S蓓的帶領下，記者走到了悠和家園的“悠和綠站”，不仔細看，還無法辨認出這是一個改造過的垃圾箱房——底樓是充滿設計感的垃圾投放區(qū)、堆放區(qū)、垃圾桶清洗區(qū)，樓頂則是開滿鮮花的社區(qū)花園。垃圾箱房一旁，還有個“一米菜田”，小區(qū)濕垃圾堆成的肥料既可以供應菜田，也可以為樓頂?shù)孽r花提供養(yǎng)分?，F(xiàn)在天氣好的時候，不少居民扔完垃圾，愿意到樓頂花園發(fā)發(fā)呆、聊聊天，還能領到垃圾箱房種出的蔬果、鮮花。很多不認識的人借助垃圾分類彼此認識，以前建不起來的志愿者隊伍、興趣小組，如今不費力氣就能一呼百應；以前很難調和的矛盾，如今也能有商有量。

社區(qū)自治　激活分類

熟人社會可以促進生活垃圾分類，生活垃圾分類反過來也能促進熟人社會的形成，這為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多年的上海，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審視維度。

“經濟、觀念都在發(fā)展、改變，許多人因此不斷流動，生活方式無法穩(wěn)定下來，成了行為不受組織約束的‘單細胞生物’?！睆偷┐髮W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沒有類似熟人社會這樣的組織約束，很難讓這些人主動去做垃圾分類。不過，反過來說，如果把松散的組織重新組建起來，人有了約束，垃圾分類就有做好的可能。

今年，國家發(fā)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發(fā)布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明確要求，2020年底前，直轄市等重點城市的城區(qū)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這就意味著，到“十三五”末，上海城區(qū)范圍內必須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如今，時間緊迫，戴星翼認為，提高上海社區(qū)自治的水平，形成更多的熟人社區(qū)，將是上海能否實現(xiàn)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關鍵。

提高社區(qū)自治水平的路徑有兩種。一種是像悠和家園這樣，借助各方資源，以激勵為主，循序漸進地吸引居民主動參與生活垃圾分類等社區(qū)自治事務；另一種需要借助外力來推動。以生活垃圾為例，在一些小區(qū)試點“差別化收費”機制。

“收費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激發(fā)社區(qū)自治?！彼硎荆谑召M的壓力下，一些社區(qū)會發(fā)揮集體智慧決策，到底是“不分類只好認罰”，還是“分好類不掏錢”，又或者是掏錢雇分揀員分類避免處罰。無論結果如何，這些交流溝通的過程都將促進社區(qū)自治。有了經濟杠桿，也能促使更多社區(qū)出新招，促進上海生活垃圾的分類。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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